雨薇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被锁在家门外了。只要她超过晚上十点回家，哪怕只超过一分钟，无论是什么理由，都会被这样拒之门外。她知道，父亲一定没睡，甚至就坐在门口，但他不会给她开门。雨薇很想干脆走开，随便找哪个地方睡一晚，可是她不敢。

　　今年雨薇已经四十岁。她没有男朋友，甚至没有朋友。凡是跟她走得近一点的人，总是会被她父母挑出许多毛病，而她也会听从父母，逐渐地减少与他人来往。

　　从小，雨薇就是一个乖孩子。父亲是一家国企的工程师，或许是因为当过兵的关系，他对女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严格的要求，“坐如钟、站如松”，洗澡不能超过十分钟，上厕所不能超过五分钟。雨薇有时候因为拉肚子在洗手间里待久了一点，父亲都会在门外提醒。雨薇上学以后，父亲经常去学校，叮嘱老师对她严格要求。有一次，雨薇在课间看小说，正好被爸爸看到，爸爸当即就没收了那本书，撕成两半。书是向同学借的，那个同学以后再也不肯借书给雨薇。

　　雨薇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事情，是有一次和父亲一起去外地看亲戚，坐的是长途汽车。那车中途只会停一次给乘客上厕所，但是雨薇还小，不会憋尿，再加上上车前喝了一瓶饮料，所以很快又想上厕所。雨薇告诉父亲自己想上厕所，结果父亲回答：“车上这么多人，不能专门为你一个人停车。谁叫你喝那么多水的，忍着！”雨薇一直忍到了下车。下车后她狂奔向车站的厕所，却怎么也尿不出来了。她躲在厕所里，无声地哭着，绝望地用头撞墙，却始终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可有一次，她居然还听到父亲以此为例向别人夸奖她，说她多么懂事，自控能力多强。雨薇板着脸，无声地走进了房间，她感到深深的耻辱，恨不得一死了之。

　　她决心远离这个家。为此，雨薇只能拼命读书。初中时她考上了重点中学，寄宿，每周只能回家一次。中学六年，别的同学都盼着父母探望，只有雨薇一看到父亲的身影竟会紧张得发抖。父亲每次去学校都不会事先跟雨薇打招呼。雨薇总觉得，他还是会像小学时那样，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把她手里的书撕得粉碎。不知为什么，父亲总能和老师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老师甚至将父亲当成了家长重视孩子教育的典范，还不时在班上提起。每次听老师提到父亲，雨薇总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头痛，想去撞墙。她下定决心，要考上一所离家最远的大学。

　　雨薇差一点就如愿以偿。高考成绩出来，她考得不错，于是决定报考厦门大学，她只知道那个地方在地图上的一角，够远、温暖潮湿、有宽阔的海。她原本打算偷偷地填志愿，谁知道老师打电话通知了父亲。父亲在家暴跳如雷，说雨薇这样做是背叛父母，自毁前程。这次，雨薇鼓起勇气反抗，她离家出走，住进了同学家。

　　后来，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雨薇的住处，找到了她。母亲告诉雨薇，父亲因为血压突然升高住进了医院。母亲哭着，恳求雨薇听父亲的话，把志愿改了。

　　母亲说：“等你自己当了父母，才能明白你爸爸的一片苦心，他都是为你好啊。你是他这辈子最爱的人，世界上只有他是一心为你着想，永远不会害你的，你要相信他！”

　　雨薇动摇了，她买了一束花，去医院看了父亲。父亲铁青着脸，没有跟雨薇说一句话，也没提让她改志愿的事，只说：“女儿大了，留不住了，随她去吧。”雨薇心如刀割。

　　雨薇最终上了一所本地的大学。后来她才知道，其实就算她不改志愿，也去不成厦门大学，因为父亲暗中拿走了她的学籍卡。可雨薇并没有觉得愤怒，她想：“也许父亲真的是为我好吧。”

　　从那以后，雨薇再也没有反抗过父亲。大学毕业后，她依照父亲的安排进了一家国企。工作、生活都平淡无奇。她谈过几次恋爱，但全都无疾而终。有一次，她和一个不错的男人交往，当她说自己要在十点钟门禁之前赶回家时，对方露出的诧异眼神让她觉得屈辱，于是再也没有联系过。

　　雨薇觉得，也许自己就只能这样过一生，有什么不好吗？只是近来这段时间，她走路经常跌倒。她恍惚觉得，自己并不是用自己的脚在走路，而是有人用绳子牵着。雨薇本来没当回事，可前几天，她直接从楼梯上摔了下去，腰上腿上都摔得乌青。去看医生，医生听了雨薇的情况也觉得有些奇怪，只叮嘱她好好休息。可是，现在，当雨薇站在紧闭的门外，她突然间万念俱灰地明白了：原来，她在内心深处，一直想杀死自己。

　　把控制说成爱，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

　　“这都是为你好”，这是父母经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

　　在这句话的掩护下，父母却对孩子犯下控制的暴行。

　　请不要以为我是在夸张，雨薇的故事，只是我多年来千百例心理咨询中的一例。

　　我曾接待过一位年近五十的刘女士，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是看了电视节目，最终找到我的。她对我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找你，可能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的人生已经是一片废墟了。”

　　刘女士的父亲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在自己工作的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外界对他的评价很高，带过的学生也无不称赞他治学严谨，平易近人。但这位父亲，对待家人却是非常粗暴。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父亲就是母亲的天与地，她对丈夫从没有任何反抗，默默地走完了一生。当然，她也从未插手过女儿的教育，而是将这一责任全权交给了丈夫。

　　刘女士回忆，父亲对她的教育是简单粗暴的：握笔的姿势不对，要打；吃饭的时候没有吃净饭粒，筷子对着脑袋就是一下；一次因为对客人没有礼貌(她实在说不清自己哪里没有礼貌)，父亲伸手就给了她一记耳光，之后的好几天，她的耳朵都嗡嗡作响。

　　讽刺的是，在父亲这样的教育下，她居然也长成了一个别人眼中很优秀的人。大学毕业以后，她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也顺利地与单位的同事恋爱结婚。父亲并不赞同她的婚事，但也没有理由反对。她以为，她终于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然而，她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的美满。丈夫忍受不了她的一些生活习惯，她也看不惯丈夫的大大咧咧，两人矛盾不断，三年不到就离了婚，她主动提出孩子随丈夫，并搬回去跟父亲一起住。

　　她说：“柏老师，您相信吗？那么多年，尽管我那么想念孩子，却从来也不跟孩子联系。孩子二十岁生日那天，我买了一个蛋糕，骑着自行车给她送过去，从城北到城南，只用了半个小时，放下蛋糕我掉头就走，一路上狠狠地踩着自行车，回到家里也只用了半个小时。那是我一生中最疯狂的行程了。回去的路上，我真恨不得自己就被车撞死。”

　　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跟孩子见面，哪怕是说一句话。

　　她回答我：“柏老师，我害怕。我害怕自己控制不住，会像父亲对我那样对孩子。在我结婚的那几年里，我最恐惧的事就是发现我像父亲。我受不了我丈夫吃饭的时候筷子上粘着饭粒，我受不了孩子不把奶瓶里的奶喝干净，受不了她弄脏衣服。丈夫上厕所喜欢拿一本书进去看，一上就是很长时间。那段时间里，我就会如坐针毡，很不舒服。有一次我和丈夫大吵一架，起因只是他洗碗以后没把碗放在正确的位置……我觉得我有病，所以我不能接近孩子，我怕会毁了孩子的一生。”

　　这份恐惧，常人难以理解。这份恐惧，却又那样真实。

　　很多咨询者会在工作室里哭泣，宣泄他们被压抑已久的情绪。但这位女士，在说起自己的故事时，自始至终都是那样平静。她一直在重复一句话：“我的心已经死了。”

　　我问她：“为什么你离婚以后要和父亲一起住？难道你没想过自己独立生活？”

　　她说：“这种情感你可能无法理解，我是父亲教育出来的，我对他有责任。我妈妈去世以后，他很孤独，脾气又坏，赶走了十几个保姆，除了我没人受得了他。我只能照顾他，直到他死。”

　　其实，对刘女士的选择，我并不觉得意外。

　　就像雨薇，她也曾经试图反抗，最后却发现，还是生活在父亲的控制之下，最为省力和安全。

　　父亲对她们的控制，深入骨髓，最后，已经成了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从小到大，我们听过多少句类似的话？

　　“这都是为你好。”

　　“爸妈绝对不会害你。”

　　“你长大了，自己当了父母，就会明白我们的苦心。”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每个人都有控制欲。如果是陌生人试图控制我们的行为，我们一定会反抗。

　　可是，当控制者是父母，受控者是子女，这种控制就变得隐蔽、狡猾，同时也更为强大。

　　因为，这份控制是在爱的名义下实施。

　　最深刻的控制是精神上的控制。

　　最无形的控制是让你与控制者成为一体。

　　最可怕的控制是你心甘情愿被控制，用自己的人生，为控制者陪葬。

　　因为你无法战胜自己内心最强烈的恐惧：挣脱控制，就会失去爱。

　　控制，并不是强者的作为

　　在我的咨询者中，有一位中年男士，他是送自己的儿子来接受咨询，但最后发现，原来自己也需要心理治疗。

　　这位男士称得上成功人士，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他人生中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的儿子。儿子今年才十六岁，但已经自杀过两次。他尝试了一切教育的办法，甚至曾经想把儿子送进精神病院。

　　对我而言，他儿子的问题很明显。因为这位男士一直在对孩子进行着所谓“斯巴达”式的精英教育，甚至要求孩子在冬天洗冷水澡。孩子达不到要求，他便会进行打骂。

　　但是，这位父亲却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任何错误。

　　他说：“家长如果不严格要求，孩子怎么会有出息？”

　　我问他：“所以，你认为这种教育方式是正确的？”

　　他回答：“无所谓正确不正确，反正咱们国家祖祖辈辈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我妈妈也是这样教育我的。我小时候也恨过她，但自己做了父亲以后才理解了她。”

　　原来，这位男士自己从小就在母亲的严厉控制下长大。母亲掌握着家里的一切事务，包括为他和父亲的行为定下一系列规则，比如晚上不论几点睡觉，早上起床的时间不能晚于六点半，如果起晚了，妈妈就会埋怨唠叨一整天，给父子俩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从小到大，母亲掌控着他生活中的一切细节，包括穿什么样的衣服，搭配什么样的鞋子，剪什么样的发型，去哪里该坐几路车。他只要稍有违背，母亲就会伤心难过，抱怨不停。

　　“但是，母亲是爱我的。如果没有她对我的严格要求，我也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他说。

　　有趣的是，即使这位男士一再强调自己已经“理解”了母亲，在他的表述间，还是流露出对母亲的种种不满。他说，母亲一直对他的成就嗤之以鼻，认为他做得再好也是自己教导有方，是理所应当的；反过来，如果有什么事情他没做好，就是因为他对自己要求不严，违背了母亲的标准。

　　这位男士的表现，是一种很典型的“合理化作用”。

　　我认为，他其实根本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理解并原谅了母亲，只是为母亲的不合理行为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也用这个借口安慰了自己，令自己受伤的感觉不再那么强烈。

　　在与他的交谈中，我逐渐了解到，他的母亲出生在一个旧式大家庭，父亲有好几房妻子，每房都各有子女，而母亲的生母在她出世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因此，母亲必须将自己的一切行为规则化，这是她不受到责罚的唯一有效办法。

　　同时，因为身处那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家庭当中，母亲极度缺乏被别人需要的感觉，她很难从亲人身上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于是当她成年、有了自己的家庭，便会无意识地刻意夸张强调自己的重要性。

　　这所有的行为背后，透露出母亲害怕受到惩罚的恐惧，以及需要被别人认可、为别人所爱的巨大情感需求。

　　然而，或许是因为时代的局限，这位母亲没有机会理清自己的情感，更无法治愈自己的伤痛，于是，她成了一位苛刻、唠叨、怨气十足、控制欲极强的母亲。

当这位男士意识到，强有力地掌控着一切的母亲原来竟是如此软弱，他潸然泪下。

　　而更令他遗憾的是，他从未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内心深处，仍然活着一个战战兢兢、害怕受到惩罚的孩子，而他自认为正确的教育理念，实际上是将自己受过的伤害，又再传递到自己儿子的身上。

　　你是否赋予了他人控制你的权力

　　“柏老师，我今天要在回去的路上买只避孕套。”

　　“为什么？”(我的问话有两层意思：1.你为什么要买一只避孕套；2.你为什么要特意告诉我这个。)

　　“昨天我妈趁我洗澡的时候，又把我的包翻了个底朝天。所以我要买一个避孕套放进去，让她知道知道害臊。”

　　“你怎么能确定你妈妈翻过你的东西？”

　　“因为我的钱包里多出了几百块钱。并且，我也直接问了她。她承认了，说怕我没有零花钱。她总是把我当成一个会犯错的孩子！”

　　“那么，你在目前没有稳定情感关系的状态下，往自己的钱包里放一枚避孕套，你认为你妈妈会怎么看？”

　　“她会知道我很反感她的做法，以后不会再翻我东西了。”

　　“但我认为，你这样做，是给了你妈妈一个更好的借口，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翻你的东西。因为，你就像她想的一样，是一个会犯错的孩子。”

　　“那你说怎么办？就让她翻吗？我就不能有隐私吗？我又不缺钱，也不需要她照顾我！而且这是什么狗屁照顾，这就是赤裸裸的侵犯，赤裸裸的控制！”

　　这是我和一位来访者的一段谈话。如果不加以说明，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形，竟发生在一个三十三岁的女儿和一个五十六岁的母亲之间。

　　因为，这位女儿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像一个成年人，而像一个叛逆期的孩子。

　　在发生的事件当中，你让自己站在什么位置上，你就会有与之相应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反应。这就是角色定位。

　　我们对我们交往的情感对象的定位不同，我们所期待的交流方式和结果也就会不同。对于陌生异性，我们不会因为他们没有亲吻我们而失落；对于自己的孩子，我们不会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而仇恨他们；对于弱者，我们不会因为他们无法给自己提供帮助而怨恨他们。

　　我们不仅对我们的交往对象进行角色定位，我们也在给予自己角色定位。

　　显然，翻包事件中的女儿就把自己定位在青春期与母亲叛逆抗衡的弱势角色上，同时也将母亲定位在控制得逞的强势角色上。

　　正是这样一个心理角色的定位，导致她无法释然地看待妈妈翻包的行为，更无法正确地处理。

　　对于经受过“爱暴力”教育方式的成年人来说，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因为被父母剥夺了成长的权利，而自动顺应父母潜意识里不愿意让我们长大的动机，习惯性地用儿童化的思维模式去看待事物和处理问题(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投射认同)。

　　当然，我不是说妈妈翻包的行为就是正确的，但作为“爱暴力”的实施者，他们还没有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错误意识，更没有把这类行为和控制、“爱暴力”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试图让“爱暴力”的实施者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无异于让盐承认自己是甜的。

　　“爱暴力”的父母之所以会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并不是他们想故意伤害自己的孩子，而是他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诸多伤害，并造成他们无法以正确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一定要与父母这样的行为直接抗衡，一定要和父母弄清楚这类行为的对错，那就相当于再一次把自己卷进深深的关系控制的漩涡当中。

　　很大程度上，我们赋予了别人控制我们的权力。

　　摆脱控制，需要智慧和技巧

　　美国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撰写了《中毒的父母》一书，书中曾经提到过“对峙”这个技术——让受到暴力伤害的成年人直接对父母控诉他们的暴力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体验。

　　我曾经赞同她的提议，但随着工作经历的增加，我现在倾向于认为，“对峙”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当中，尤其是在受到“爱暴力”这种特殊暴力伤害的人群的恢复过程当中，并不是那么适用。

　　想象一下，我们能否对父母发出这样的呵斥：

　　你们剥夺了我的成长，你们控制了我的人身自由，你们是我无法幸福生活的元凶，而你们所做的这一切都被包裹在爱的名义下，我无法拒绝，别人也无法洞察我的痛苦。一旦我对你们的“爱暴力”行为有什么反抗，我就会被加上“身在福中不知福”“白眼狼”“不懂得感恩”这样的罪名。所以我只能一个人承受这样巨大的痛苦！我恨你们，因为你们用爱的方式强暴了我的灵魂！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呵斥指责有何不对，但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百善孝为先。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孝”，确实持有一种过于迂腐的态度。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又令我们习惯于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更容易接受权威观点和顺从权威的控制。在这样的文化积淀的作用下，如此“对峙”实施“爱暴力”的父母，往往是没有作用的。

　　而且，爱暴力不同于一般的暴力行为，它携带了巨大伤害，也携带着强大的爱的信息。每一个经历过“爱暴力”伤害的成年人，都会因为自己没有实现父母曾经的期待，而对父母的付出与爱产生巨大的亏欠感。

　　内心饱含着这么沉重的愧疚与自责，“爱暴力”的伤害者又怎会有勇气去面对真实的伤害源，去指责给自己带来伤害的父母双亲？

　　我认为，比“对峙”更为适用的方法，除了“角色定位”之外，还有“角色调换”。

　　什么样的人才会总在别人未许可的情况下合法地翻别人的东西？

　　孩子。

　　我们小时候或许都很喜欢翻妈妈的包包，在翻看的过程当中，我们体会着成年人的神秘与快乐。从本质上来讲，这是对于自我成长的一种渴望。我们也通过这样的行为去释放对于妈妈不在身边陪伴自己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同时，翻包行为还蕴含着这样一种情感转移：我无法控制妈妈是否在我身边，但我通过掌握妈妈生活中除我以外的那部分内容，完成对妈妈行踪的参与，最终达到控制妈妈行为(不离开自己)的目的。

　　如果用孩子翻包的心理动力去理解妈妈现在翻成年女儿的包的行为动机，那就是：妈妈内心如一个幼稚的孩子，需要通过翻看女儿的包来感受年轻人的生活，释放因女儿不在自己身边，不知道女儿在做什么而产生的焦虑，同时也因此获得对女儿行踪的控制感。

　　也就是说，妈妈这一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如孩子般无助的不恰当行为。我们看到了妈妈的无助，也看到了妈妈对于失去女儿的恐惧。

　　但是妈妈是不会这么理解自己的行为的，她为了让自己不看到被自己的行为所隐藏起来的焦虑、恐惧，她会把这一行为诠释为对女儿的关心和爱护。

　　妈妈怎么解释这一行为，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都不会直接说出内心最恐惧的东西。

　　也就是说，并不是她因不想说而故意隐瞒，而是她的内心自我保护机制在自动工作，她自己都不会让自己知道。

　　但是，当我们作为成年人，洞悉了妈妈的动机之后，还会如此愤怒吗？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妈妈的控制令我们产生的无助感大大减弱，并且还因此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如何设置自己在冲突中的角色定位，是我们处理好“爱暴力”伤害的一个基础。

　　虽然父母并不会因为你的领悟和理解而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但你可以通过“角色调换”的方式来对待外强中干的“爱暴力”父母。这种行为，能够让自己那在爱暴力作用下缺失的自信、自尊获得部分的补偿。

　　我们告诉每一个父母，对待孩子要无条件地爱，但我们忽略了一点，我们对父母更加应该无条件地爱。而当这样的爱能够作用在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既不是一味地顺从、依赖父母给予的“爱暴力”伤害，也不是无助地对抗父母的控制。我们会因为看懂了父母的软弱，而给予他们真正的理解和接纳，并把自己以往接受“爱暴力”伤害的过程，诠释为爱父母、为父母奉献的无意识过程。

　　这样一来，我们虽然不能够带给父母真正的幸福、荣耀、轻松(“爱暴力”父母自己定义的好孩子标准)，但我们可以因为我们的存在，而让他们在某种层面远离焦虑、恐惧、压力感受。

　　作为一个人来说，与寻找快乐相比，远离痛苦是更加迫切和必要的。当我们用这样的方法给自己的经历做了诠释之后，我们曾经对自己人生的痛苦解读便会就此远去。